在他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检查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一有学者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就要让他们去读读。杨卫军说，搞科研的人要先搞好自己的身体，否则再有才华，本钱也不硬。

　　采访杨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手里的那只棒球，它转呀转，始终没有离开过主人的手。在日本读书工作的时候，杨教授还是棒球队的副队长呢。

　　到了杭州，找不到人玩了，他就改行和学生踢足球，但他热爱的棒球还是始终没有离开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电脑旁，在他手上，始终陪着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杨教授就把棒球拿在手里摆弄。和杨教授谈天，感觉自己的思维也变得轻快，如奔驰在宽阔的运动场，没有拘束，自由驰骋。

　　杨卫军，1992~1997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世界上首次在对虾的眼柄中成功地分离、纯化了6种具有血糖上升生理活性的CHH、一种具有蜕皮抑制生理活性MIH及具有色素调节作用的RPCH和PDH，阐明了它们所有的分子的一级结构、并且研究阐明了这些分子的生理活性与分子构造的相互关系。

　　1997~1998年，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进行了海洋甲壳类病毒的复制机理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行了病毒复制的功能基因组的构造解析。

　　1998~2000年，在日本科技厅任研究员，进行了有关对虾类卵黄蛋白的纯化，构造解析，产生部位解析及卵巢成熟过程中卵黄蛋白的形成与变化的研究。

　　2000年~2002年，在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从海洋对虾类眼柄基因文库中克隆了2种与MIH/VIH相关的神经多肽基因并阐明了它们的产生部位。并从事了生物化学教学工作。

　　2002年至今，在浙江大学当教授，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继续从事海洋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在海洋极端环境下生物的对应性及特异性的研究上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几种特异性功能基因，目前正在进行结果与功能的解析工作。

　　研究主要成果在国际上此领域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2篇（SCI），被引用次数超过200次，并且在日本获得了一项专利。

　　杨教授：其实小时候我顽皮懵懂得很，更不要说远大理想了。我记得小时候就是逃学，上课时间去游泳，去踢足球，打棒球，连平时考试也不去。学习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总是对我说：把你家长叫来。

　　杨教授：说实话，我对高中的知识并不感兴趣，但为了高考，最后读了几年书。1981年我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老师问：你有什么想法？将来想做什么？我也说不上，我就问离老家天津最远的是哪里。我在地图上找呀找，最后找到了厦门。我就去了，我读大学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集美大学。

　　我从小就有这样的念头，喜欢经历不同，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想去了解，越是没有去过的地方越想去。从上大学开始到现在，我走过的地方很多，日本、美国、欧洲、中东，总路线围绕地球也不知道多少圈了。我觉得多到不同的地方，经历、感受不同，对一个人的个性成长很有帮助。我常看到有报道说，现在的孩子上大学喜欢在家门口，我就很想不明白，世界这么大，为什么猫在家门口？其实这样对自己的成长是不利的。

　　杨教授：我在日本学习工作了9年，在美国3年。我到日本留学是自费的。当时去了以后，就没有退路了。要么考上，考不上就得回来。我靠在国内学的一点日语基础，确确实实努力了一阵子。后来导师发现我生物化学考得好，就收下了我。

　　初到日本，我的感觉也和时下很多留学生一样，感觉很难融入当地大学生的生活。好在我喜欢运动，就和大家一起去踢足球；我还会打棒球，我打四号，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打出了一个满垒，那些日本学生们马上对我刮目相看，我和他们的交流就变得容易了。在日本看棒球门票是很贵的，但我经常有大学教授和同学周末会送我球票，请我一起去看。所以我觉得，融不融入留学生活，和一个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杨教授：2002年，我39岁，这年我回国了。在国外这10多年来，我感觉该看的都看到了，也参与了很多大型的研究课题，今后能自己独立做大的课题。在国外自己是外国人，只有配合别人做，不能从国家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而在国内，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参与大的战略布局，这是不一样的。

　　我的期望就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有所创新和贡献。而且，我的孩子这么多年跟着我不停转学，很不安定，所以我就打定主意回国了。回国前，我还召开了重要的家庭会议，夫人和孩子们的意见是放弃北京、上海和青岛，选择杭州，可能是人间天堂的诱惑。

　　我回国后就到了浙江，到了浙大。我是搞海洋研究的，浙江是海洋大省，我觉得我的所学有市场。我读高中时来过杭州，杭州给我的印象是山清水秀，人和善，很适合居住。

　　杨教授：从硬件上讲，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已经相当好了。我在日本做研究生的实验室里，凳子都老得不得了，去晚了都没有位子，我们还经常叫同学帮忙带上书包占位子，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实验室硬件很不错，已经具备了世界高水平研究室的门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现在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做出漂亮的工作来，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在国外，有些著名实验室虽然看上去硬件不怎么样，但所做的工作都是最顶尖、最好的，成就都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确实有一种眼光，盯着最尖端的领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在国外，最缺的是优秀的研究人才，他们的导师有时宁可不要经费，也要选好的学生，他们的经费可能有一半用在人才身上。我非常庆幸的是，中国有很优秀的人才，我相信冲击世界科研最高领域不成问题。

　　杨教授：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导师是做海洋生物研究的，研究分成鱼和虾两大领域。东京大学的鱼类研究全世界都已经很有名，但对虾的研究却没什么成绩。我的导师很想做虾的研究，传统的虾的研究是从动物生理方面着手的，但做了几年都没有起色。导师看我生物化学方面有悟性，可能从生化方面研究虾会有所建树。

　　上世纪初，有人研究过虾。他们把虾的眼睛剪了，发现不成熟的虾很快会成熟，不脱皮的虾很快就脱皮。我的导师说：虾的眼睛里肯定有啥东西，你把它弄明白。于是，我就和虾对上了。

　　后来我还线年，我发表了论文，那也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证明在虾的眼球中存在着一种多肽类，这种由7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神经多肽类，通过内分泌系统以一种抑制性的调控对对虾成熟、蜕皮及生长等生理过程来控制。这项研究成果在当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生殖调控的生物学理论，而且为全球范围的对虾养殖生物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这个研究，我那时整天和虾打交道。我研究的对象就是虾眼睛，眼睛一剪下来虾就没用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吃虾。

　　当然现在我的研究领域早已经扩大了，现在我在研究极端环境下动物的适应性，研究共生菌等等。

　　杨教授：靠灵感。灵感不是死用力，灵感是一种新思维。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从来就没一次因为一个实验做不出来而通宵不眠的。我的理论是：做不出来就暂时放在一边。

　　我的导师最不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低级重复。有些实验，别人已经做得很完美了，你换一个仪器换一个形式再做一遍，绝对没必要。搞研究就是要自己的视野，现在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学生。

　　杨教授：给你说个故事。我在日本工作过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分子昆虫研究室的主任，前田教授就是在1998年工作中过度劳累而死的，这个记忆太令人难忘。前田教授在日本带着很多博士生、博士后，又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还是一个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他每两周就要在两个国家之间来回飞一次。这样坚持了几年，有一年春天樱花开时，他突然不知何故特别想回日本。回来后和学生们聚会，喝了点酒后就回去睡觉了，但到第二天，一向早到的他很晚都没有到实验室，学生们发现他已经在床上死去。前田教授很优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研究成果，但就这样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

　　所以我是反对没日没夜工作的，我对学生也是这样说，要有效率地工作，而不是拼时间，拼体力。“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有错，但要讲究方法，你要保持自己的本钱。

　　比如我39岁回中国，我要求自己最差也要干到65岁吧。假如中途倒下，那就谈不上什么实现愿望了。所以，我经常有空就运动，打棒球人不好找，我就和学生一起踢球，而且早上坚持室外跑步，晚上在家中的跑步机上最少3公里。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的身体很棒，精力充沛，不用戴眼镜，这一部分得益于我小时候喜欢玩，一方面也和我现在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

　　我基本上不乱吃，从不胡乱吃点快餐面什么的。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回家和妻子、儿子一起吃晚饭。节假日还为家人做上一桌饭菜，帮助做些家务，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毕竟家人为了我的事业走了好几个国家，付出得太多太多，家庭的幸福是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三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