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爆出后，中兴通讯的股价丝毫没有悬念地一头栽倒在跌停板上，港股更是暴跌超过13%。市场一片哗然。

　　看看中兴的2024年财务报表就知道，公司的营业收入约1213亿人民币，净利润84.2亿人民币。按照这一个体量，即使要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折合人民币也在70亿左右，这足以吃掉中兴年度利润的八成。如果罚款线亿美元，那中兴基本上就没活路了。要知道，中兴每年投入240多亿人民币在研发上，这笔罚款可能相当于公司一整年的研发预算！

　　2017年，中兴就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规定，认罚约11.9亿美元，创下当时中国企业的最高罚单纪录。然而，事情并未结束。2018年，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在和解协议上撒谎，未能按承诺处理相关员工，随即激活了“拒绝令”。这道禁令堪称致命，它禁止美国公司（比如提供关键芯片的高通、英特尔）向中兴销售任何技术和产品。对于当时核心元器件高度依赖美国供应链的中兴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公司运营一度陷入瘫痪。

　　最终，为了换取解除禁令，中兴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再次支付10亿美元罚款，并额外缴纳4亿美元保证金，同时接受一个由美国选择的独立合规监督团队，入驻公司做为期十年的监督。这份协议，被许多人视为“城下之盟”，也是“中兴最丢人的事还被美国监督”这句话的直接来源。它不单单是一笔天价罚单，更意味着公司治理和运营的“透明化”被外部力量深度介入。

　　上一次主要是“违反出口管制”，即把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卖给了被制裁的国家（伊朗）。而这一次，根据路透社等外媒的报道，美国司法部调查的重点是中兴涉嫌在海外多个国家，为获取电信项目合同，向当地的外国官员行贿。这触犯的是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简单说，只要一个企业在美国上市，或者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甚至只是电子邮件服务器经过美国，美国司法部就可能认为其拥有管辖权。中兴作为在港交所和深交所上市，并普遍的使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的公司，很早就在其管辖范围以内。该法律禁止企业为获取业务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

　　所以，这次指控的核心，并非是对美国官员行贿，而是对海外业务所在国（据报道涉及南美、非洲等地）的官员行贿。

　　第一，杀伤力大。中兴规模足够大，制裁它能对中国产业界形成较为强大的战略威慑。第二，美国自己痛感低。制裁中兴对美国芯片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业绩冲击比较小，不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相比之下，如果同时期制裁华为或联想，将直接重创高通、英特尔等美企的营收和股价。第三，证据确凿。美方掌握了中兴内部关于规避制裁的，让其辩无可辩。第四，喂饱盟友。打压中兴留下的市场空间，正好可以被思科、诺基亚等欧美竞争对手瓜分。

　　看清这四点，就能明白，中兴的遭遇绝非偶然，而是一次经过精密算计的“定点清除”。它被选中，不是因为最“软”，而是因为打起来“性价比”最高。

　　华为同样遭遇了美国的制裁和芯片禁运，但华为的应对完全不同。华为没选妥协，也没有乖乖去交美国的罚款。相反，华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自力更生。在美国禁供的压力下，华为加大了自主研发的力度，推出了自己的海思芯片和后来的昇腾芯片，虽然性能上与国际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但至少实现了技术的自主可控。华为还调整了业务结构，不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转向国内和新兴市场，今年华为甚至在AI芯片领域还实现了重大突破，颇有赶超的势头。

　　反观中兴，十年前约一至三分之一的元器件来自美国供应商，现在依然如此。中兴没有像华为那样狠下心来进行技术自主的投资，也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当美国又一次挥起大棒时，中兴还是老样子——被动地等待协商和妥协。

　　但现在摆在中兴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困局：无法反抗，只能妥协；无法妥协得彻底，因为企业的体质，似乎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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