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VAR：基于多模态（DNA序列、蛋白质结构与癌症组学）融合的癌症驱动变异预测新框架

　　癌症是一种由基因变异驱动的复杂疾病，但肿瘤基因组中存在的数百万个体细胞变异里，仅有极少数是真正推动肿瘤发生发展的“驱动变异”，绝大多数则是无害的“乘客变异”。精准识别驱动变异是理解癌症机制、开发靶向疗法的关键，然而由于驱动变异数量稀少、功能异质性高，且现有计算工具多依赖单一类型数据（如仅用序列或结构），其在临床样本和实验数据中的识别精度仍面临巨大挑战。传统方法如CADD、REVEL等虽整合多种功能注释，但未能充分的利用蛋白结构信息；而AlphaMissense等新兴工具虽引入结构特征，却缺乏对癌症特异性组学数据的融合，限制了其在癌症领域的应用广度。更复杂的是，许多驱动变异位于缺乏固定三维结构的“

　　在细胞生理学和病理学中，离子通道的研究早已从质膜扩展到包括线粒体在内的细胞内细胞器的膜系统。线粒体，作为细胞的能量工厂，其内膜（IMM）上存在着一系列钾离子通道，统称为线粒体钾通道（mitoK channels）。这些通道与质膜上的对应物具有相似的生物物理和药理学特性，但其功能调控却深深烙上了线粒体独特微环境的印记——高膜电位（Δm）、活跃的代谢、独特的脂质组成以及活性氧（ROS）的产生位点。这篇综述旨在揭示这些线粒体特异性因素如何塑造mitoK通道的调控网络。活性氧对线粒体钾通道的调控线粒体是细胞内ROS的主要来源地。这种独特的定位使得mitoK通道与ROS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向对话”

　　CCDC141：通过连接肌联蛋白/肌巨蛋白与核膜蛋白nesprin-1介导心肌细胞机械应激适应的新型结合蛋白

　　心脏是一个终生不停工作的精密器官，它能够敏锐地感知并适应身体一直在变化的机械需求，比如高血压带来的持续压力。这种适应能力最初表现为心肌细胞的代偿性肥大，使心脏能够更有效地泵血。然而，长期超负荷运转最终可能会引起心力衰竭，这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因此，理解心脏如何感知机械应力并启动适应性信号传导，是心血管研究领域的核心挑战之一。在心肌细胞内部，存在一个复杂的机械传感网络。肌联蛋白，也被称为肌巨蛋白，是人体内最大的蛋白质之一，它像一根巨大的分子弹簧贯穿于肌节的Z线到M线之间，在心脏舒张时产生被动张力，调节心脏的扩张性。其特定的区域，如N2B和N2A片段，能够结合多种信号分子，启动机械信号转导。与

　　CD81通过调控M2巨噬细胞浸润与CD8+T细胞耗竭影响多发性骨髓瘤免疫微环境及预后的临床研究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作为血液系统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其特征是骨髓中克隆性浆细胞的异常增殖。尽管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等新疗法的应用显著延长了患者生存期，但MM仍是一种无法治愈且易复发的疾病，尤其高危患者5年生存率仅21%。这种治疗困境与肿瘤细胞和骨髓微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紧密关联，其中免疫细胞的功能状态已成为影响预后的重要的条件。在MM的免疫微环境中，巨噬细胞和T淋巴细胞扮演着双重角色。巨噬细胞可分为具有抗肿瘤作用的M1型和促进肿瘤进展的M2型，而CD8+T细胞则是杀伤肿瘤的主力军。然而，肿瘤细胞如何调控这些免疫细胞的行为，仍是未解之谜。CD81作为四次跨膜

　　在儿科心脏病介入治疗领域，膜周型室间隔缺损(perimembranous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pmVSD)的经导管封堵术已成为替代传统开胸手术的重要选择。随着器械改进和技术成熟，手术适应症不断拓展，甚至距离主动脉瓣不足2毫米的缺损也可尝试介入治疗。然而，主动脉瓣反流(aortic regurgitation, AR)作为术后主要并发症，其发生机制和长期影响始终是临床关注的焦点。由于pmVSD解剖位置紧邻右冠瓣叶，封堵器植入可能干扰瓣膜功能，严重AR会导致左心室容量负荷增加，甚至需二次手术干预。尽管既往研究提示AR发生率在3.3%-37.1%之间，但关于其明确危

　　靶向CD38单抗CM313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b/IIa期试验显示良好安全性与初步疗效

　　在自身免疫疾病的复杂图谱中，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始终是风湿免疫领域最具挑战性的疾病之一。这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多器官炎症和组织损伤为特征，全球约340万患者深受其扰，且女性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尽管近年来生物制剂如贝利尤单抗（belimumab）和安立夫单抗（anifrolumab）相继获批，但仍有相当比例患者对现有治疗反应不足，加之传统标准治疗（Standard of Care, SOC）带来的副作用困扰，开发新型高效治疗方案成为当务之急。SLE的病理核心在于自身抗体的异常产生，而长寿命浆细胞（long-lived plasma

　　在淋巴瘤的临床诊疗中，肝脏受累并不罕见。然而，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一种众所周知的肝癌潜在前驱病变——是否会促进淋巴瘤的肝外浸润，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随着肥胖和相关代谢性肝病发病率的攀升，理解MASH怎么样影响淋巴瘤的生物学行为变得愈发紧迫。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MASH向肝细胞癌（HCC）的转化，但其对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特别是侵袭性较强的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的影响，仍是一片未知的领域。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MASH微环境确实能“滋养”淋巴瘤细胞，使其更具侵袭性，那么针对代谢紊乱的干预策略有几率会成为淋巴瘤治疗的新突破口。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研究人员在《Oncogene》上发

　　Sec14L6作为磷酸肌醇转运蛋白通过调控ER-脂滴间脂质转运介导脂滴生成新机制

　　在细胞代谢的核心舞台上，脂滴（Lipid Droplets, LDs）作为高度动态的细胞器，扮演着能量储存和代谢调节的关键角色。这些由中性脂质核心和磷脂单层构成的特殊结构，在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 ER）上诞生并成熟，与ER保持着密切的物理和功能联系。然而，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对于ER与LDs之间脂质转移的具体分子机制知之甚少，特别是磷酸肌醇（Phosphoinositides, PIPs）这类重要的信号脂质如何在两个细胞器间精确分布，更是领域内未解之谜。磷酸肌醇，包括磷酸肌醇-4-磷酸（PI4P）和磷酸肌醇-4,5-二磷酸（PI(4,5)P2），不仅是细胞膜的重要

　　GPR43在嗜酸性粒细胞中通过抑制致病性Siglec-Fhi中性粒细胞分化缓解过敏性气道炎症的机制研究

　　过敏性哮喘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免疫细胞的复杂相互作用。传统观点认为，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s）是过敏性哮喘中Th2型免疫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而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s）则更多参与Th17型炎症反应。然而，近年来研究之后发现，在部分重症哮喘患者中，气道炎症表现为嗜酸性粒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同时增多的“混合粒细胞型”，这类患者往往对激素治疗不敏感，病情更为严重。尽管临床观察提示两种粒细胞有几率存在相互作用，但其具体机制及调控因素尚不明确。另一方面，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 SCFAs）作为肠道微生物代谢膳食纤维产生的重要物

　　在细菌感染的战场上，巨噬细胞作为机体的重要防线，会迅速启动一系列代谢重编程来对抗入侵者。其中，衣康酸（itaconate）作为一种重要的免疫代谢物，近年来非常关注。当巨噬细胞感知到细菌感染时，其三羧酸循环（TCA cycle）会在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处发生中断，导致顺乌头酸（cis-aconitate）积累，进而被免疫应答基因1（IRG1，也称为乌头酸脱羧酶1，ACOD1）催化脱羧生成衣康酸。这种代谢物不仅仅可以通过衣康酰化（itaconation）修饰蛋白质，更被证实具有直接的抗菌活性。然而，科学界对衣康酸如何在细胞内精准投递以发挥其抗菌作用的机制了解甚少。特别是衣康酸如何跨越

　　在化学合成领域，有机合成与酶催化合成技术各自展现出独特优势：有机合成提供广泛的化学反应类型，而酶催化则在调控立体化学和温和反应条件方面表现卓越。然而，将这两种策略有效整合面临重大挑战——现有合成规划算法难以制定稳健的杂合策略，酶推荐主要依赖模板匹配，限制了其在不同场景下的适应性。针对这一难题，浙江大学侯廷军教授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题为A virtual platform for automated hybrid organic-enzymatic synthesis planning的研究论文，开发了名为ChemEnzyRetroPlanner的开源

　　随着全球人口持续增长（预计到2080年代中期将达到103亿，比2024年增加25.6%），气候变化加剧以及饮食多样性有限，粮食安全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全球粮食系统过度依赖少数主要作物，如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和大豆，这些作物提供了超过80%的农业食品，但却存在遗传多样性低、对环境变化适应性差的问题。历史教训如1845-1850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充分展示了遗传同质化农业系统的灾难性后果。在这一背景下，孤儿作物（也称为被忽视或未充分利用作物）展现出巨大潜力。这些作物虽然在全球市场上份额有限，但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本地粮食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们通常具有丰

　　大脑作为信息处理的中心，其皮层不同区域在处理信息时表现出独特的时间特性：感觉区域如视觉皮层需要对快速变化的刺激迅速响应，因此活动时间尺度较短；而高级联合皮层则需要整合信息 over 较长时间窗口以支持决策等复杂认知功能，因而表现出更长的时间尺度。这种跨皮层区域的时间尺度层级现象（timescale hierarchy）在多种物种中被观察到，但其背后的全脑网络机制及如何与信号可靠传播相协调，仍是未解之谜。狨猴作为一种重要的非人灵长类模型，其大脑结构与功能研究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理想窗口。为了揭示狨猴大脑皮层时间尺度组织的原理及信号传播规律，Guanchun Li、Songting Li和Xiao

　　JYNNEOS疫苗接种与mpox感染者的促炎细胞因子谱及中和抗体反应：一项揭示免疫保护机制的前瞻性研究

　　自2022年以来，猴痘（mpox）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截至2025年5月，累计报告病例超过15万例，波及137个国家。猴痘病毒（MPV）属于正痘病毒属（Orthopoxvirus），其临床特征与天花相似，但不同病毒分支（Clade I和Clade II）的致病性差异显著。尽管第三代疫苗JYNNEOS（基于MVA-BN载体）被广泛用于疫情控制，但其诱导的免疫保护机制尤其是长期免疫持久性仍不明确。为此，巴西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系统分析了疫苗接种者与自然感染者的免疫反应特征，成果发表于《npj Vaccines》。研究团队采用纵向队列设计，纳入23名接种两剂JYNNEOS疫苗的医疗卫

　　EPAS1通过HDAC2-SDHA轴恢复TCA循环抑制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增殖的机制研究

　　多发性骨髓瘤(MM)作为血液系统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其特征是浆细胞的恶性增殖。尽管新药不断涌现，但大多数患者最终仍会面临复发和耐药困境。这迫使我们思考：是否存在更根本的机制驱动着MM的进展？近年来，肿瘤代谢重编程成为研究热点，其中Warburg效应（即有氧糖酵解）被认为是肿瘤细胞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在MM中，这种代谢异常同样突出，但其中的具体调控机制尚不明确。该研究团队在《npj Precision Oncology》上发表的研究，从代谢角度切入，发现琥珀酸脱氢酶亚基A(SDHA)在MM患者中低表达且与良好预后相关。进一步探索发现，低氧诱导因子家族成员EPAS1（又称HIF-2α）可以通过调控组

　　甲状腺癌肿瘤微环境异质性图谱：单细胞RNA测序揭示APOE+巨噬细胞-EMT样CAFs-RBP7+内皮细胞枢纽生态位驱动癌变机制

　　甲状腺癌作为最常见的内分泌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显著上升，仅中国2022年新发病例就达46.61万例，已成为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尽管多数甲状腺癌预后良好，但间变性甲状腺癌（ATC）等亚型具有高度侵袭性，传统治疗效果有限。肿瘤微环境（TME）中的细胞组成和相互作用在癌变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由于肿瘤异质性的存在，基于批量测序的研究难以揭示其细胞层面的动态调控网络。为系统解析甲状腺癌TME的细胞生态系统，研究人员对64例样本（包括状癌、间变性癌、转移淋巴结及正常组织）进行单细胞RNA测序，获得405,077个高质量细胞转录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PCA）和均匀流形近似与投影（UMAP）降维聚类

　　多算法机器学习构建膀胱癌DNA甲基化诊断与预后模型及C1QTNF6-TET2表观遗传机制揭示

　　膀胱癌作为全世界内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恶性肿瘤，其临床管理面临两大核心挑战：一是目前金标准诊断手段膀胱镜检查具有侵入性且成本高昂，而现有尿液标志物诊断性能有限；二是膀胱癌具有高度异质性，使得准确预测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异常困难。特别是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的预后差异巨大，亟需开发非侵入性、成本效益高的替代方案，以增强早期检测、精准预后和个体化治疗策略。在此背景下，DNA甲基化作为癌症早期可检测的稳定表观遗传修饰，在肿瘤抑制基因启动子区的超甲基化被认为是膀胱癌发生中最早期的事件之一。然而，现有生物标志物往往诊断性能不足且要进一步验证。机器学习技术与高通量测

　　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根本原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新诊断病例的85%。肺腺癌(LUAD)作为NSCLC最常见的病理亚型，在年轻女性和非吸烟者中的发病率持续上升。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在亚洲女性肺腺癌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40%-60%，最常见的突变包括19号外显子缺失(19del)和21号外显子L858R点突变。虽然携带这些突变的患者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敏感，但通常在一年左右会产生获得性耐药。更令人困扰的是，临床研究一致表明EGFR突变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反应率明显低于野生型患者。这种治疗反应的差异与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的异

　　在乳腺癌治疗领域，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亚型约占15%-20%，因其侵袭性强、预后差的特点一直非常关注。虽然含曲妥珠单抗的辅助治疗方案显著改善了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但传统化疗方案主要是针对肿瘤较大或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对于占新发病例35%-40%的早期（stage I）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如何平衡疗效与毒性成为临床决策的关键难点。在此背景下，APT研究首次证实了去强化治疗方案——每周紫杉醇联合曲妥珠单抗（APT方案）对肿瘤≤3cm、淋巴结阴性/微转移（pN0/pN1mic）患者的有效性。但该单臂II期研究存在缺乏对照组、患者选择偏倚等局限性。为此，Giorgio Bo